风险与收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在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风险问题需要被置于更高更重要的位置,已有风险构成现在的损失,预期风险则会对未来的收益产生重大冲击。很显然,没有风险,收益便成了无本之源。而业务条线和风险条线的差异性在于,前者总是在不确定性寻找确定性,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为在确定性中挖掘不确定性,而现在不确定性的地位需要被拔高。有鉴于此,需要我们拾起上市银行的2019年半年报,梳理其上半年的资产质量分布特征,以小见大,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管中窥豹:25家上市银行资产质量分布特征
本报告使用的数据均源于各上市银行2019年半年报
(一)10家全国性上市银行
10家银行包括3家国有大行和7家股份行,并且我们主要关注不良贷款率高于整体水平的领域。由于全国性银行的网点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因此其资产质量分布情况更具代表性,主要结论如下:
1、从行业来看,批发零售业、制造业是重灾区
尽管10家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均在2%以上,但仍有很多领域的贷款不良率远远超过2%,特别是批发零售业与制造业两个领域,资产质量问题尤其严重。
第一,工行、建行、农行的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率分别为9.31%、5.65%和7.91%,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和华夏银行的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率也分别高达6.86%、7.09%、8.07%和5.52%。
第二,对于政策一直鼓励的制造业,其资产质量并不比批发零售业好,工行、建行和农行的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分别高达5.82%、7.20%和4.97%,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浙商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的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分别高达6.57%、3.49%、6.37%、7.50%、4.51%、6.16%和4.92%。
当然,除以上两个共同的行业外,还有一些银行在部分领域的资产质量也表现较差,如工行在住宿餐饮业和房地产业、招行在租赁商务业、兴业银行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业、金融业、科技业上,浙商银行在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等等。
2、从地域来看,东北、环渤海同样是重灾区
地域的表现上则更为趋同,10家银行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两个地域,即东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它们的不良贷款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域。除这两个地域外,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还分布于中西部等地区,而中信银行与浙商银行在珠三角的贷款质量也不高。
(二)15家地方性上市银行
15家地方性银行包括13家城商行和2家农商行,且这15家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均位居前列,部分银行的分支机构也分布于北上广深等地,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同时相较于全国性银行而言,地方性银行的资产质量分布情况更具有地方性经济特征。
1、异地贷款通常质量差于本地
相较于全国性银行,地方性银行的网点布局较为有限,异地机构更是少之又少。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即异地贷款的质量通常差于本地。
例如,上海银行在环渤海和中西部地区贷款的不良率分别高达2.12%和1.56%,明显高于上海本地的1.24%;又比如,南京银行在北京地区的贷款不良率高达2.99%,也远远高于江苏地区的0.92%;再比如,宁波银行的整体贷款不良率虽然仅为0.78%,但其在广东、北京的贷款不良率则分别高达2.42%和1.44%。这三家银行均为前五大城商行,相信这一结论应该会有一定的说服力。
2、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的贷款质量同样不高
和全国性银行一样,地方性银行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两个行业的贷款质量同样较差。例如,上海银行在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上的贷款不良率分别高达10%和3.94%,南京银行分别为1.54%和3.65%,天津银行为6.46%和5.24%,成都银行为10.07%和6.13%,中原银行为8.25%和7.35%,重庆农商行为4.01%和3.56%。
这意味着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是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重灾区,并不仅仅局限于地方性银行。
3、部分地方性银行的零售贷款质量堪忧
通常情况下,零售贷款由于其具有小额分散的特征,其质量要优于公司贷款,虽然大部分银行满足这一情况,但仍有一些地方性银行例外,特别是在个人经营性贷款以及个人消费性贷款两个领域上表现尤其突出。
第一,宁波银行和哈尔滨银行的零售贷款不良率分别达到1.02%和2.29%,远高于其0.78%和1.89%的整体不良率。
第二,多数银行的个人经营性贷款不良率也较高,如盛京银行、天津银行、成都银行、青岛银行、中原银行、郑州银行、重庆银行和广州农商行分别高达17.06%、4.71%、16.08%、5.67%、3.79%、3.05%、3.23%和2.83%。
第三,一些银行的消费贷款不良率也较高,如成都银行和郑州银行的消费贷款不良率分别高达19.43%和3.05%。
二、主要结论及思考
(一)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分布特征概述
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给出以下几个结论:
1、对于整个银行业而言,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两大行业的贷款质量通常明显劣于其它行业,且其资产质量问题比较严重,这一结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全国性银行。
2、规模位居前列的城商行告诉我们,异地贷款质量通常差于本地贷款质量。
3、东北地域以及环渤海地域的贷款质量通常表现较差,是不良贷款分布的重灾区。
4、地方性银行的零售贷款质量值得警惕,特别是在个人经营贷方面,当然也有部分银行的消费贷款质量非常堪忧,如成都银行、郑州银行等等。
5、由于全国性银行所面对的客户应是最优客户,客户质量要远远高于地方性银行,因此全国性银行面临的资产质量问题在地方性银行身上会有更明显的体现,否则则意味着地方性银行的资产质量有弄虚作假之嫌。
6、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较好的领域主要有票据贴现、贸易融资、租赁及商务服务业、基础设施领域、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个人消费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以及区域中境外机构和长三角区域等。
(二)资产质量恶化通常会发生在两个时期
通常情况下,资产质量恶化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而最常发生在两个时期:
1、破旧立新的经济回暖期(由萧条转向复苏),我们称之为主动释放风险的过程
这一时期往往万物复苏,新的动力正在缓慢形成,旧的桎梏正在逐渐被拆除,而被拆除的这些阻碍经济复苏的障碍正是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的最主要来源,而它们并不甘退出历史舞台。而更为不幸的是这一时期仍然有诸多觊觎高回报的投资资金而争相涌入,才形成所谓的不良。
2、繁华落尽的经济下行期(由繁荣转向衰退),我们称之为被动暴露风险的过程
这一时期往往繁华遗梦,多数增长力量呈现出动力不足的情形,而新的增长动力也尚未形成。当经济开始由繁华转向衰退时,先前由杠杆所筑就的的表面繁荣也会相继塌陷,回归本源,由杠杆所隐藏的风险将会处于不断被暴露的过程,多数资金由进攻转向保守,多向经营实体则转向积极防御(观望)。
(三)现在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资产质量仍是最值得关注的
在前面的表述中,没有提及由衰退转向萧条的这个时期,主要是没有太多值得说的。现在,无论我们处于上述的哪个时期,风险的暴露均是需要面对的。我们可以给出两个数据:
1、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房地产领域的信托资产质量恶化非常明显
2018年9月18日,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信托行业不良率高达1.54%,较今年一季度上升0.28个百分点,不良资产规模也高达3474.39亿元,如果考虑到信托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而在目前严监管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比例,信托行业的资产质量仍有继续恶化的趋势。
事实上信托资产的投向大多是低风险领域(主要与房地产和基建相关),在2017年以来信托资产不良率不断攀升的过程中,我们相信其背后的原因既有信用下沉的内在原因,亦有经济下行使风险不断暴露的外在助力,这也恰恰能够印证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资产质量仍值得我们重点关注,毕竟信托资产的期限通常也会比较长。
2、地方性银行的资产质量也有逐渐恶化的趋势
根据2019年8月12日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9年二季度,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由一季度的1.88%大幅上行0.42个百分点至2.30%,这是自2009年以来,城商行不良贷款率第一次回升至2%以上。
要知道2019年上半年,国有大行、股份行与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率较一季度均有所回落,分别下降0.06个百分点、0.04个百分点和0.10个百分点至1.26%、1.67%和3.95%。考虑到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率仍是全行业最高,且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尚未完全暴露,我们有理由相信地方性银行的资产质量也有逐渐恶化的趋势。
3、尤其应关注批发零售业的资产质量情况(锦州银行便是最好的教训)
制造业的情况我们这里就不需要谈了,因为要和实体经济同甘共苦。但是对批发零售业的情况,需要有一些说明,我们之所以认为后续应关注批发零售业的资产质量情况,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目前整体银行业投向批发零售业的贷款不良率均比较高,和制造业是不良贷款的重灾区。
第二,批发零售业上连生产、下接消费,是衡量全国经济发展快慢以及市场活跃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吸纳全国就业的最主要行业之一,其既是经济的晴雨表,亦是吸尘器。
第三,批发零售业每年的产值接近8.5万亿元,高于金融业的7万亿元和房地产业的6万亿元,占全部第三产业的18%左右,因此批发零售业的资产质量恶化或问题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情况,这一数据对我们的参考价值有时会超出想像。
第四,锦州银行在出事之后以及现在,其公司贷款的一半投向了批发零售业,其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承载了全部公司贷款的65%左右。因此可以说,锦州银行的风险事件恰恰与批发零售业、制造业这两个行业(其中以批发零售业为甚)有关。
(四)风险与收益的两把剑:规模扩张靠同业、业绩增长靠客户
常识告诉我们,贷款质量较高的领域往往收益较低,如票据贴现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而贷款质量较低的一些领域往往又是政策所鼓励的,如制造业(实体经济)、批发零售业(多为中小微企业)、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等等。
很显然,在政策的干预下,这里面几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利弊因素取舍之后,商业银行就很自然而然地将授信对象锁定于基础设施类以及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由此可以衍生出各类同业业务。如今不确定性再次提升,票据业务及同业业务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这是风险偏好下降之后非常自然的选择。
然而回归商业银行最为传统的市场定位,客户仍是最为牢靠和持久的发展支撑,“规模扩张靠同业”虽没有远去,但却已成为历史。此时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业绩增长靠客户”的亘古不变逻辑再次显现出它的威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它延伸为“业绩的增长靠客户,质量的保证、发展的动力同样依赖于客户,而持久性的生存与成长更离不开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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